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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与包拯式人物滕元发的交情（第2页）

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浅薄，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

如今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苏轼也是“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得时常与通判刘廷式（字得之），沿着古城废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过着“揽草木以诳口”凄惨的生活。

在诗中，苏轼称颂了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如今的时局和自己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自己却“未肯衣冠挂神武”，没能挂冠而去、归隐故里。

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胸无城府的文人官员，苏轼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唯恐有所保留。

当然，作为行文与作诗，我们欣赏苏轼的这种坦诚。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这样的做法，就显得有些意气用事了。

在随后的《乌台诗案》中，诗中那些引经据典、文绉绉的押韵诗句，毫无悬念地都变成了苏轼讥讽朝廷的证据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诏，宣布废止给田募役法。

此举使得苏轼一头雾水，因为自来密州任后，苏轼就积极推行这项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钱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对此也很认同，执行起来也颇为顺利。

谁知，就在密州官民齐心协力地要将政策推行下去之时，此法又被废止。

在苏轼眼中，这种给田募役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各级官吏将它执行得有失偏颇，收上来的钱财没有很好地反馈到百姓身上。这种制度中有五利二弊，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只要设法将弊端尽量减少即可，这项制度还是不要废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说，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给田募役法实为免役法的发展。就新法的整体而言，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对于新法中的具体措施，如“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则是持以肯定态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就曾称赞过给田免役法，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认识，已较新法执行初期有所发展，也就是说新法推行以来，有些好的结果已经开始凸显出来。

什么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种差役均出于民，且各州都有定数，依照宋代的惯例，以衙前（宋代职役之一，负担最重的差役，往往赔累破产）主管财物，以里正、户长等督察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等逐捕盗贼，以承付、人力、散以官等确定差役人数。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种办法实行以后，民间为了规避繁重的徭役，大家有土地也不敢多耕以避户等，骨肉血亲不敢相认以惮人丁。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官府派给农户的役使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这种背景之下，免役法横空出世，转而取代了旧的差役法。

免疫法说白了，就是让农户出钱雇人去完成徭役，只要你有钱，不管是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甚至是寺观、品官之家，都可以以钱代役，这些钱被称之为“助役钱”。

关于“免疫法”之义，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么多，那是事关苏轼的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为了在后文中对苏轼的理解之需，我们有必要交代清楚。

这两天，杭州的余主簙来密，给苏轼带来了包括灵隐寺云知和尚在内的僧俗的书信百余道，并说杭州民众都忘不了苏学士，云云。

云知和尚，原本属于青原以下十世徒，泐潭澄禅师之法嗣，全称为：临安府灵隐云知慈觉禅师。

苏轼觉得，钱塘人怀念自己，自己也忘不了那里的百姓。也许是自己与杭州的缘分还未尽吧，就给云知和尚回信说，当初不如向朝廷求得湖州或是明州这样的州郡，在那里就算停留几个月，也能聊慰自己平生之心愿。

送走了杭州的故旧，苏轼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刚从青州离任两个多月的滕元发被朝廷降罪而落职！

事情的缘由是，右御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赵世居谋逆，而滕元发的妻党李逢与赵世居竟是同伙，所以就有小人向朝廷施压想加害滕公。好在神宗皇帝了解滕元发这个“包拯式”的刚正人物，恕他无罪，只给了个降职的处罚。

后来得知，面对朝中小人变本加厉对滕公的中伤，神宗始终不愿相信。就在滕元发入朝辞行之际，神宗皇帝终于知道了滕公之冤，随即任命他为湖州知州，就在准备重新任用他更高的官职之时，神宗皇帝不幸驾崩了！

滕公读到了神宗的遗诏后，竟当场扑倒在地，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

滕公痛哭道，我没有为朝廷尽忠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