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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7章 年 大规模营建北京工程（第2页）

总管大人思索了片刻，说道：“好吧，那我就派人去查一查，你们先回去干活吧，若是情况属实，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

我们谢过总管大人后，便回到了工地，满心期待着能讨回公道，拿回被克扣的工钱。

可谁知，没过几天，李监工就知道了我们去告状的事儿，他气急败坏地找到了我，指着我的鼻子骂道：“王石头，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敢去告状，哼，你就等着瞧吧，有你好果子吃的。”

我也不惧他，回道：“李监工，我们只是想要回自己应得的工钱，你要是没做亏心事，怕啥呀。”

李监工冷哼一声，转身就走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往后怕是要有麻烦了。

果然，接下来的日子里，李监工处处刁难我，给我安排最重最累的活儿，还时常鸡蛋里挑骨头，找我的茬儿，不是说我这活儿没干好，就是说我偷懒，扣我的工钱。

工友们看我被刁难，都为我打抱不平，可大家也都怕惹上麻烦，只能在暗地里帮我分担些活儿，安慰安慰我。

我心里虽然委屈又气愤，可想着只要能把克扣工钱的事儿解决了，吃点苦也不算啥，便咬着牙坚持着。

又过了些时日，工钱账册的事儿终于有了结果，可让我们失望的是，那账册不知被谁做了手脚，根本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我们去告状的事儿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大家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觉得这公道怕是讨不回来了。

可我却不甘心，想着不能就这么被欺负了，既然从上面讨不到公道，那咱们就自己想办法。

我和几个胆大的工友商量，决定联合更多的工匠劳工，一起罢工，给那些克扣工钱的人施压，让他们把工钱还给我们。

于是，我们开始在工地上悄悄地串联工友，把克扣工钱的真相以及我们的计划告诉大家，起初大家还有些犹豫，毕竟这罢工可是大事，万一惹恼了上头，怕是都没好果子吃。

但在我们的劝说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大家都想着，与其这样被欺负，不如拼一把，说不定还能拿回工钱呢。

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工地上大部分的工匠劳工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大家聚集在一起，高呼着“还我工钱，不许克扣”的口号，那场面十分壮观，也引来了不少看守的士兵和管事的人。

李监工见状，吓得脸色煞白，赶忙跑去叫来了更多的士兵，想要镇压我们。

“你们这帮刁民，想造反啊，都赶紧回去干活，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大声喝道。

我站了出来，说道：“我们不是刁民，我们只是想要回自己被克扣的工钱，我们辛辛苦苦干活，凭什么不给我们钱，你们要是不解决这事儿，我们就不干活了！”

那军官一听，恼羞成怒，下令士兵们动手，一时间，场面陷入了混乱，士兵们拿着棍棒驱赶着我们，不少工友被打伤了，可大家都没有退缩，依旧紧紧地聚在一起，高呼着口号。

就在这时，一位看起来官职更大的大人赶了过来，喝止住了士兵们，他看着我们，说道：“你们这是做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要闹成这样？”

我赶忙把克扣工钱的事儿又说了一遍，还说我们之前去告状，可账册被做了手脚，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那大人听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道：“此事我会再派人仔细调查，若是真有人克扣工钱，定不轻饶，你们先散了吧，都回去干活，莫要再闹事了。”

见那大人说得诚恳，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便慢慢散去，各自回到了工地干活，心里都盼着这次能真的讨回公道。

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这次终于查清楚了真相，原来李监工和那几个官员勾结在一起，确实克扣了大量的工钱，中饱私囊。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也终于拿回了被克扣的工钱，大家都高兴不已，觉得这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大规模工程建设以及工钱支付等方面的情况，且与大明1417年大规模营建北京工程克扣工钱这一经历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也时常有城堡、教堂等大型建筑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多是由领主或教会发起，雇佣当地的工匠和劳工来进行修建。工钱的支付往往是根据工程进度和事先约定好的标准来进行，不过由于当时社会阶层分明，工匠和劳工处于底层，话语权较弱，有时也会出现领主或教会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工钱或者降低工钱标准的情况，但相对来说，因为工程规模和参与人数没有大明营建北京这般浩大，克扣工钱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且英国的工匠们会通过行会等组织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体现出不同社会结构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的差异，英国靠行会抗争，大明则靠集体罢工。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在进行城市建设、宫殿修建等大型工程时，同样面临着工钱支付的问题。法国的工程多由王室、贵族主导，他们雇佣大量的工人，工钱的发放有时会受到财政状况、贵族间利益纷争等因素影响。比如当王室财政紧张时，就可能会拖欠工钱，或者贵族为了节省开支，私自降低工钱数额，工人们对此虽有怨言，但由于害怕失去工作以及受到贵族的权势压迫，往往只能默默忍受，这和大明在营建北京工程中工人起初的无奈处境相似，不过法国工人缺乏像大明工人那样团结起来抗争的勇气，体现出不同政治氛围下工人面对工钱克扣时的态度差异，法国工人多忍受，大明工人敢抗争。

在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其在修建都城伊斯坦布尔的诸多宏伟建筑以及大型防御工事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工钱支付方面，奥斯曼帝国有着一套自己的体系，会根据工人的技能、劳动量等因素来确定工钱，同时，由于宗教等因素影响，对于工人权益也有一定的保障规定。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工程庞大复杂，监管存在漏洞，一些地方官员或者包工头还是会克扣工钱，中饱私囊。与大明不同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工人多来自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差异使得他们较难团结起来抗争，往往只能向宗教机构或者地方长官申诉，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的解决途径差异，奥斯曼靠宗教申诉，大明则靠集体维权。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在进行港口建设、市政建筑等工程时，工钱支付相对较为规范。因为威尼斯的工程多由富商、行会等出资并监管，他们注重商业信誉和城邦的稳定发展，希望通过按时支付合理工钱来吸引优秀的工匠和工人，以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个别包工头为了私利克扣工钱的情况，此时工人会向行会或者城邦的管理机构反映，通常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和大明在营建北京工程中历经波折才解决工钱问题不同，威尼斯解决途径更顺畅，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处理效率的差异，威尼斯较顺畅，大明则较波折。

在阿拉伯地区，各个部落和城市进行一些大型建筑工程，如清真寺、城堡等建设时，工钱支付情况较为多样。有的部落是按照传统的习俗，以实物或者货币的形式支付工钱，且支付较为及时，因为部落内部注重人情关系和口碑。但在一些城市中，由于权力分散，工程可能被多个势力把控，工钱就容易出现克扣、拖欠的情况，工人往往会联合起来找当地有威望的长者或者宗教领袖来帮忙协调，这与大明工人通过罢工等方式向官方施压不同，阿拉伯靠民间协调，大明则靠官方介入，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的协调方式差异。

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