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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8节（第3页）

&esp;&esp;“火耗归公？”

&esp;&esp;“摊丁入亩？”

&esp;&esp;陈勋、赵民、岳明、宋功明、张耒几人都是很诧异，不知道具体这是要做什么。

&esp;&esp;改土归流是指对西南地方土司制度进行改革，将其改为由朝廷直接派任流官治理的制度。

&esp;&esp;这一改革旨在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改土归流后，土司不再拥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成为朝廷直属的一部分，接受朝廷的监督和管理。

&esp;&esp;其实改土归流的政策早在大明初年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当时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已经逐渐形成，但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较弱。随着大明中后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朝廷开始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并逐步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esp;&esp;只是到了明末时期，朝廷应对内部的流贼大军、外部的满清鞑子已经应接不暇，所以对于西南各地的改土归流制度也基本上废弛了，甚至不少原本已经完成的地区，也被各处土司“复辟”。

&esp;&esp;所以此番刘衍便要继续在西南各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主要内容就是废除西南地区土司制度，改由朝廷直接派官治理。具体来说，朝廷会派遣官员到各个地区，管理当地的行政、司法、税收等事务，同时也会加强对当地人民的教育和文化交流。

&esp;&esp;目前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土司聚集的地方，朝廷已经彻底落实了军改制度，并且落实了新政。各地的土司全都要按照朝廷法度缴纳赋税，并且裁撤兵备、上缴人口和土地。

&esp;&esp;所以虽然朝廷还没有正式裁撤这些地方土司，但是已经凭借新政、军改之策，以及之前平定西南叛乱的机会，将西南土地的实力最大限度的削弱了，为全面正式推行改土归流制度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

&esp;&esp;历史上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改土归流制度都没有彻底结束，甚至还因为华夏的整体衰落而逐渐走向衰落，西南各地的土司制度又逐渐恢复。

&esp;&esp;甚至到了后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还再次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并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但在西南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不过已经逐渐走向消亡。

&esp;&esp;此时刘衍拿出了几份公文，每份公文都包含改土归流、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的具体方略，这些都是刘衍整理出来的，此番便借着孔兴燮上缴了大批的钱粮，朝廷各地平稳、军威正盛，有精力和钱粮的时机，全面推行这三个政策。

&esp;&esp;甚至刘衍准备凭借眼下西南各地土司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甚至不少的土司都已经被连根拔起的机会，将改土归流在自己有生之年彻底完成，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拖拖延延的历经大明、满清、民国、新中国四代，依旧没有完全、彻底的完成。

&esp;&esp;这个事情将由吏部牵头，国土部和民政部协助进行。

&esp;&esp;第二个政策是火耗归公，又称耗羡归公，就是由朝廷统一耗损比例来征收赋税。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但耗羡的范围大于火耗，耗羡还包含雀鼠耗等。征纳运京的米谷，被雀鼠偷食损耗，称为雀鼠耗。汉朝时，每缴粮食一石，加耗两斗，后汉隐帝时，雀鼠耗由纳粮一石加耗两斗增到四斗。

&esp;&esp;即便到了大明，也基本上维持这个数额进行征收。

&esp;&esp;现在朝廷已经做到普遍使用银币了，但是在铸造银币的时候，同样会有耗损，所以百姓在兑换银币的时候，会按照比例多交一些作为火耗，由钱庄定期上交给朝廷。

&esp;&esp;历史上满清雍正二年七月将火耗归公之策推广全国，将明朝以来的&ot;耗羡&ot;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并制度养廉银，用意在打击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esp;&esp;此举集中了征税权利，减轻了百姓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但州县于额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这就造成原本的杂税被整合进征税之中，然后各地又新增杂税，在一段时间后，百姓的负担不减反增，同时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esp;&esp;所以刘衍准备结合历史上的火耗归公政策进行革新，彻底免除税粮的耗羡，只对银币的火耗进行归公征收，并且统一具体的征收比例，由各地钱庄统一收取，定期直接向财政部报账、转运钱财，而不经过各地府县。

&esp;&esp;然后朝廷财政部按照各地府县的人口、大小、上缴火耗的数额，再统一给各地府县反馈钱财，就用各地上缴的赋税中抵扣。如此便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各地官吏向火耗伸手，防止各地新增杂税的事情发生。

&esp;&esp;火耗归公的政策自然要落在财政部上面。

&esp;&esp;第三项新政策便是摊丁入亩。

&esp;&esp;摊丁入亩说白了，就是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历史上是在满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

&esp;&esp;“摊丁入亩”是满清统治者用以缓和土地兼并的一项政策，早在满清入关之初，他们的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疯狂地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由此一发而不可遏止。后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狂妄之极。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手段多种多样。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时代，土地也被纳入商品的范畴进行交易，地权转移因土地买卖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

&esp;&esp;其次，丁役负担的严重不均。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原则是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的，人口大量流亡势必引起丁役负担不均。

&esp;&esp;最后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到满清的统治。“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赋役会影响政府收入。因为“丁额无定，丁银难征”造成不少的钱粮亏空。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大多数省份，百年积欠钱粮都达几十万至几百万。丁役负担沉重地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时结成党类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已经开始威胁到满清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