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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吴越王家乡的陌上花（第2页）

可惜的是，张先之词现已不存。

公务闲暇之时，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正好天降暴雨，雨住后，才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八月十五，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在安济亭上观潮时，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前三首均无异样，但到了第四首，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看潮五绝》），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

苏轼的话，也被他人理解为指责朝廷好修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

在苏轼的心中，吴越王钱镠（音留）是他的偶像，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与海神恶战，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逆潮头而射之，由是潮退。自此以后，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

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他的老朋友、钱塘县令、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

赏就赏吧，重情重义的老陈当场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

到了杭州以后，苏轼的词作也慢慢多了起来，在观潮时写下了《瑞鹧鸪》，在本月重游风水洞时又写下了《临江仙》，只是，此际苏轼的词都仍旧是停留在写景状物之上，他的“豪放派”词风还远未形成。

大家知道，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被誉为词仙。想必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位伟大的词人应该很早就进行词的创作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在他三十七岁之后才开始学习填词的。

叶嘉莹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其实苏轼早期作品中，并没有作词，他最早作词是在抵达杭州任职的熙宁五年（1060）春所写的《南歌子》《行香子》《临江仙》等游山玩水的小令，长调则是熙宁七年（1062）秋所作《沁园春》。

此后，他的词作数量日益增多，风格也逐渐成熟。

因为从苏轼年谱和苏轼词集来看，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时开始学习填词。

而且通过苏轼年谱和《东坡乐府笺》，可以发现，第一年，苏轼只写了两首词。看来初学填词的苏轼刚开始填词的时候也还是有些生疏。熙宁六年则写了五首，而在熙宁七年（1062）则写了四十二首，是其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

苏轼在后来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里回忆说：

“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

在这封信里，苏轼就自己谈到了他此时还不会作词的情况。

苏轼开始作词时候，也学习与模仿过其他人，比如欧阳修与柳永，但他的词与他们又不同，苏轼词除了写景抒情之外，往往还会富含哲理或是直抒胸臆，最终自成一家。

在苏轼的词中，超旷是其主调，有时也隐隐表现一种失志之悲，有些还涉及儿女之情。他着名的词《水调歌头》具有飘逸高旷之致，但也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一种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的悲慨。

叶嘉莹先生总结苏轼词的特点：“苏轼之词，虽以超旷为其主调，然其超旷之内含却并不单纯，其写儿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故当观其人而能出之处。其写旷逸之怀者，则又未全然忘情于用世之念，故又当观其出中有入之处。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浅率者，则是高才未免于率易之病，固当分别观之也。”

按照惯例，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

当苏轼到达临安县地界时，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远远地在本县界外的太平寺迎接。苏轼与苏舜举本为同年，所以，于公于私都自来相知。

当苏舜举见到长官苏轼，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轼反映了一件闹心之事。事情的起因是苏舜举数日前去州里办事，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忙问其故，舜举说他擘画得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本，非常简练且实用。前日他将去呈本州诸官，都觉得不错。待呈转运副使王廷老时，王廷老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

苏轼取其《规例》详看后，觉得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苏舜举便说，自来听人说过一个小寓言故事：

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之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曰：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都是训狐权摄。

日后，这也成了《乌台诗案》的一段公案，被指苏轼与苏舜举本意是以话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